【多维CN】韩正的肯定 其实正是香港问题的根本(上)

2019-04-10 04:08:24

今年召开的中国“两会”期间,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,会见出席“两会”的港澳代表团时,引用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《经济自由度指数》报告,对香港连续多年获评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予以肯定。

回顾香港历史,自由资本主义对于香港成为“东方之珠”确实是有重要贡献,但绝对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贡献。事实上,今天香港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美丽外衣下,有着残酷的现实,产生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问题。

本文转自《多维CN》044期(2019年4月刊)《韩正的肯定,其实正是香港问题的根本》一文,将分上、下篇推出。此篇为上篇。浏览更多文章:【多维CN/TW频道

让我们先来看看近期关于香港的三组画面。第一组是今年召开的中国“两会”,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会见出席“两会”的港澳代表团时,引用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《经济自由度指数》报告,对香港连续多年获评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予以肯定。原由是今年1月25日,最新的《经济自由度指数》报告显示,香港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总分超过90分的经济体,连续25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。获悉该消息后,港府的回应非常积极,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称“此成绩再次肯定了港府多年来对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”。如今,连韩正都出面表示肯定,陈茂波和港府主政者的骄傲之情,不难想象。

时间往回倒退到2月27日,能看到第二组画面。是日,陈茂波在立法会公布2019至2020年度的《财政预算案》,再次非常强烈地折射出港府“小政府、大市场”的保守理财思维。依据陈茂波的说法,2018至2019年度港府财政盈余有587亿港元(1港元约合0.125美元),累计财政储备高达11,616亿港元。面对如此充沛的财政储备,港府非但未因应中低收入群体诉求扩大民生支出,反而以香港受外围经济影响及盈余减少为由,大幅压缩本就严重不够的民生支出,劣评如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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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往前追溯到第三组画面。今年1月21日,国际顾问机构Demographia发布的数据显示,香港连续第9年登上房价最难负担城市首位,房价对家庭入息中位数比率进一步恶化,由2017年的19.4倍升至20.9倍,意味着香港一个家庭需不吃不喝20.9年才能买得起一间住房,创调查历来最高水平。1月8日,香港法院宣判一起悲剧案件。该案缘起于一位八旬老翁常年独力照顾长期患病妻子,见妻子健康每况愈下,完全无法自理,担心自己早死后妻子无依无靠,将妻杀死,继而报警自首。在老龄化严重的香港社会,这件悲剧暴露了贫困长者老无所依的困局。

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,三组画面叠加在一起,着实令人唏嘘。第一组画面说明港府对于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称号引以为傲,连续多年不曾改变,而韩正及其代表的中国中央政府,为了彰显“一国两制”、“港人治港”的成功实践,避免造成香港社会被内地社会主义同化的担忧,所以对于香港的最自由经济体系,始终未能进行必要纠偏。第二组画面说明港府高官深入意识深处的保守理财思维,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执念和迷信。第三组画面折射出香港社会民生问题已是燃眉之急,在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光环下,许多普通港人生活艰难而卑微。第一组、第二组画面与第三种画面,彼此构成因果关系,却迟迟未被有效检视。

香港社会对于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迷思其来有自。1841年英国政府派遣英军登陆香港岛,实行殖民统治,标志香港开埠的开始。彼时,港英当局利用港岛四季不冻、港阔水深和背靠整个中国大陆的得天独厚条件,宣布香港为自由港,将其当作发展远东贸易的重要阵地。这在当时确实吸引了大量往来中国和欧洲的人员、货物和资金的流通和聚集,金融和贸易逐渐兴起,小渔村的历史从此被彻底扭转。

二战后香港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更进一步。1961年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)影响的英国人郭伯伟(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)执掌香港财政司。他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,任内奉自由放任为圭臬,实行极低的关税政策,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调控。当时与他相识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(Milton Friedman),高度赞扬香港的自由放任,经常称香港是“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”。

1971年接替郭伯伟的夏鼎基(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-Cave)提出著名的“积极不干预”政策,这虽然相比于郭伯伟的政策要积极些,但实践中多数时候倾向于不干预,从而继续维持了香港的自由放任,奠定了香港后来“小政府、大市场”、最自由经济体的基础。

香港的繁荣,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,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(图源:VCG)

那时的香港确实取得了空前的发展,数十年内迅速从二战结束初期的一个人均收入仅为英国1/4的贸易港,到70、80年代跻身“亚洲四小龙”之列,被称赞为“东方之珠”,再到1997年人均收入与英国基本持平,成为享誉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。于是,许多港人由此把香港经济奇迹归功于自由资本主义政策,甚至由此产生了盲目崇拜,不假思索地以为自由资本主义是香港不容置疑的图腾。

后来香港社会民生问题日积月累,经济发展陷入瓶颈,一些人试图主张港府应该适度有为,结果却被抨击为背离自由资本主义,不了了之。譬如,首任特首董建华曾提出房屋和创新科技政策,被批评为有损“积极不干预”思路,2001年时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称会放弃“积极不干预”主义,被严厉指摘为“香港黑暗的一天”。    

这其实是对香港崛起和自由资本主义的严重误解。诚然,获得国际组织和西方经济学家背书的自由资本主义政策,的确以高度的经济自由、极低的关税、极少的政府干预吸引了人员、货物和资金的高效流通,推动了经济发展。但这只是奠定香港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已,不应无限放大,香港崛起还离不开廉洁的施政、比较完善的法治、优越的地理区位和稳定的社会环境,以及更重要的内地因素。用前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的话讲,“因为当时内地不好,所以香港才好;也可以说是香港处于内地之边缘,才能在历史上找到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。”

内地因素分为两个层面,一是从内地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和逃港企业家群体,给香港带来的大量劳动力、巨额资金和技术,二是香港曾长期作为内地与世界的主要经贸桥梁。

在前一个层面,内地由于自1840年以来长期的内忧外患和中共建政初期的政策错误,让香港一百多年以来,承接了数百万来自内地的移民,人口急剧增加。譬如,1949年后,曾一直遥遥领先于香港的上海,受制于内地极左封闭政策,陷入沉寂,而在此前后大量企业家、资本和精英涌入香港,让香港趁势实现制造业腾飞。在后一个层面,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,香港成为全世界资本、技术和人员进入内地的主要桥梁,各大跨国公司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,风头一时无二,香港逐渐由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变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。

可见,自由资本主义对于香港成为“东方之珠”是有重要贡献,但绝对不是唯一甚至不是最主要的贡献,不应神化或者意识形态化自由资本主义,更不能被自由资本主义宰制思维,错误以为只要亦步亦趋自由资本主义,就真能永远无往而不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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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写:应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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